刚才，我再一次在梦中见到了爷爷，这不知是近五年来的第几次了。

　　不是被楼下的鞭炮声将我从梦里强行拉回，我真不愿醒的这么早，想在梦里多陪陪爷爷。在梦里，我能亲眼见到爷爷，就在爷爷的身边。而现实中，爷爷已经离开我们近五年了，仅留在了我和家人的记忆里。记忆里的他，远没有在梦里清晰、可亲。

　　 爷爷，是在五年前的元旦假日里，在老家去世的。

　　 那天上午，我还在几百公里外的城里上班，不在常住老家的爷爷身边。没有一点的征兆，突然接到了母亲打来的报丧电话。在电话里，母亲的声音沙哑、颤抖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“震，恁爷不中了！”极度突然，没有一点思想准备。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，更或是不愿相信！因为，我深知在老家方言里和母亲口中的“不中了”，是什么意思。

　　电话里，我急切地问母亲，爷爷平时身体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的走了？母亲当时对爷爷突然去世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，从她急切而略显无序的话里，我知道了爷爷过世的大概过程：早上，爷爷是因“老慢支”又感不适，想去乡卫生院开些药，在卫生院来车接去的路上，突然去世的。爷爷平时本无大病，叫救护车来家接，是因天冷，担心已年过八旬的他步行或乘人力车会吃不消。到家接时，爷爷是自己上的救护车。在父亲陪护下，车行至半路，可能是路上的颠簸，当父亲发现爷爷的脸色不对时，救护车上并无救护医生，父亲干着急，也无能为力。爷爷就在父亲的怀里，无声无息的合上了眼。司机开车一路急赶，到乡卫生院抢救室时，抢救的医生已无回天的能力。爷爷，就这样走了！

　　卫生院的人，让司机再次开车，又将爷爷送回了家。

　　没送到太平间或是殡仪馆，是因老家属半山区，未全面实行火葬。老家不实行火葬，也早就听老家人讲，也沾了一位中央领导对家乡眷顾的光。而这，又用救护车将爷爷送回了家，却被卫生院说成是对我们家的照顾。我想，可能是救护车只管往医院拉人，救治不好，一般是不往回送人的缘故。

　　对爷爷离世的过程，学用法律已经二十年的我，总耿耿于怀。认为，急救车上没有跟车急救医生，在紧要关头未能实施有效抢救，才可能是爷爷离世的根本原因。从法律上说，乡卫生院存有重大的过错或过失，理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　　朴实的父亲和比我还熟悉法律的叔叔，都不让我深究。他们说，人已不在了，咱就是依法让他们赔了钱，又有什么用啊！我一想，也是，就是让他们赔上再多的钱，能让爷爷再回到我们的身边吗？况且，我们家自我上数几代，就从没听说讹过别人。曾当过基层干部的爷爷，若在天有灵，他也只会认命，也绝不会同意我们去找他一生所维护的“公家”赔钱。

　　爷爷出生于上世二十年代，从小受尽了苦。我从小，就听长辈们及无数遍讲过，爷爷小时候没念过书，打小就跟着做佃农的家人种地，也给地主干活儿。有时，也去别村的大户人家里做长工或短工。爷爷虽没上过学，可干农活确是顶级的好手，村里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他。他不光能干，还急活儿，遇有活儿时，不一口气干完，就绝不肯停下。就是也凭借着这份勤快，在当时少吃没喝，食不果腹的年代，不但没有饿死，还总能受到别人的待见。

　　民国三十年前后，河南抗战早已进入防御阶段，国军和日伪军以炸开花园口后改道的黄河为界，在两岸对峙。当时，在河南可资洛阳前线运粮的两条铁路，平汉线和陇海线，为防日军沿铁路进犯，都已拆除。村里的骡马大车，多为军队征用，往洛阳仓库运军粮，全恃村里的牛车。为公家出车拉货，老家俗称“拉官车”。因赶上“水、旱、蝗”三害，就已死人无数，加之汤恩伯部驻防河南，祸害城乡，河南人也将其称为一害，并称“水、旱、蝗、汤”四害。在这种情况在下，能活命就属不易，活下来的人，根本无力也不愿意干不管吃饭的“公干”。当局不光“抓壮丁”，就是出人出车也是强拉硬派的。当时因家里实在没有其他壮劳力，仅十五岁的爷爷和家里的牛、车，被强行派去“拉官车”了。

　　自古“百里不运粮”,是说远程运粮的不易。老家距洛阳四百余里，牛车往返搁正常情况就须月余，时值抗战，通往洛阳的路早被炸的不像样了，敌机还随时会对运粮车轰炸、扫射，“拉官车”送粮更是难上加难。在村里，提起“拉官车”运送公粮，无不谈虎色变。听爷爷说，他赶车的公路两边，死牛破车，到处都是。即使死里逃生运到洛阳，不备“礼物”打点，接收人员会百般刁难，以致长期滞留洛阳，靠典车卖牛维持生活，甚至病死途中，人畜俱亡。

　　就是这样在成人壮汉看来，都很难完成的差事，当时年仅十五岁的爷爷，凭借着他的努力，硬是完成了。人、车、牛毫发无损的回到了家，创造了近处十里八村的奇迹。我多次问爷爷是怎样客服困难创造“奇迹”的，爷爷除讲到一些见闻外，并没给我讲过多的困难和细节。仅给我讲，他在外面，腿勤嘴勤，别人看他还是个孩子，得到了不少的同情和帮助，并没做多大难就回来了。是啊，“腿勤嘴勤”，是用嘴多问多请教，更要用腿多跑多干，不光是别人帮助了爷爷，爷爷也肯定是“腿勤”帮助了别人。这，也许就是他一人成事的根本秘诀。

　　在爷爷的整个少年时期，不光是种地干活、给地主老财当长短工、强派“拉官车”这些事，国军和“老日”还都轮换着抓过壮丁。几次躲过国军“抓壮丁”的爷爷，在日本人侵占了县城后，被他们抓去喂马。也由于当时爷爷年龄小，并没受到日本兵的过多刁难。在干活儿时，日本军官还给过他一次糖吃，让他留了个日本人对小孩儿不错的印象。

　　也许，是还没等爷爷看清清日军的真正鬼脸，日本就战败投降了。接下之后的国共内战，仅听爷爷说过躲土匪，讲过八路军游击队的事迹，其他的并没给我留下更多的“传奇”。

　　解放后，正值青年时期的爷爷，就紧紧的和共产党站到了一起，投身于火热的新中国建设之中。从吃不饱穿不暖的佃农，到分了地，翻身当家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主人的一员，爷爷当时的干劲儿，似乎是六十多年之后今天的我，不好理解和形容的。用当时的口号里的“冲天干劲”也许是合适的。从小受苦干活儿出身的爷爷，充分发挥了他能干加敢干的特长，拼死的干着，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。爷爷的“干劲儿”和成绩，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赏识，被任命为生产队长，还曾被提拔到区里工作。他见证或参与了共和国镇压反革命、“四清”、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、“大跃进”等一系列时代中心工作。在当时，总能走到时代的前列，没日没夜带领社员拼命的干。在那时爷爷的思维中，“干”几乎成了他的唯一。因此，爷爷似乎已没心照顾家里，甚至在奶奶生病时，爷爷也少有照顾。

　　现在在回顾那段的历史，“大跃进”的目标是几年内“赶英超美”，这不光是爷爷干得疯狂了，我想，这更是是全国性的，那时的中国似乎没有不疯狂的。城市里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，农村里“洋犁子、洋耙”，那似乎就是“四个现代化”，也许就是当时全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“中国梦”！

　　从小和奶奶一起长大的父亲，自小因爷爷当干部不顾家而似乎缺少父爱。领着一家老小，艰难度日的奶奶，自然成了我父亲的天。父亲将爷爷因当干部不顾家、得罪人，和一些不实的传闻，视作家里的耻辱，甚至将奶奶生病的原因，也归咎于此。后，奶奶因病过世时，至死也没原谅爷爷，这也成了父亲心里永远的痛。我无法评价当时，也不想评判个中的对与错，但有一点，我似乎可以肯定，组织上选拔爷爷当干部，就证明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优秀青年。不然，不光组织不会提拔他，也少会有受到别人倾慕。

　　爷爷卸职、奶奶谢世的时间，听父亲说过多次，但现在又记不清哪个在前，那个在后了。总之从那个阶段起，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，是我们家的困难时期。家里上有已逾古稀的我的曾祖母，下有年仅十五六岁的我的父亲，还有不太懂事的姑姑和叔叔。家里的活儿全落在了爷爷和父亲身上。两人干活儿挣工分儿，五人吃饭，在还不富裕的人民公社时期，家里的困境和他们二人的辛苦可想而知。再后来，我母亲到了这个家，虽增加了一份劳动力，可紧接着，又逐渐有了我们兄弟仨，又多了三张当时不会干活儿，而需张口吃饭的嘴。    

　　我能记清事时，家里是八口人，姑姑已经出嫁，叔叔还在上学。在生产队里，爷爷、父亲、母亲三人所挣的工分，所分的粮食，一家人总不够吃。爷爷和父亲为生活所迫，就想出了贩粮食的路。在那时，完全的经济时代，物资是按计划统购统销，个人贩卖任何物资，都属“投机倒把”。奇缺的粮食，也是不允许个人贩卖的。为了家里的生活，爷爷和父亲只有铤而走险。

　　在生产队不是太忙时，搞些并不合规的“副业”。贩粮食，爷爷和父亲一般就是从相邻的西平县的集上，以补贴家用为由，籴回小麦或玉米。之后，再择机于晚上出发，沿平舞路，每人用架子车拉上六七百斤籴来的粮食，负载急赶一百多里，于第二天天不亮赶到平顶山的集上，将所拉粮食卖掉，赚取中间的价差。多时，一趟就能赚上几十块。几十块，在当时，对于平民百姓，可是个大钱。

　　之所以昼伏夜出，是因那时工商部门对“投机倒把”查的紧，只好如此投机。那时，如被查到，是会连车带粮一起没收的，还绝无人情可言。几年里，爷爷和父亲就被几次查到过。听他们说，粮和车被没收后，就是再冒险再贩上几次，损失都不能换回。利益往往与风险同在，风险大时，干的人就不多。贩粮，也确因家里穷，全为糊口而为。之所以在西平籴粮，可能是西平受全国闻名的“卫星公社”——嵖岈山公社的带动，部分社员还有余粮。到平顶山去买，是因平顶山刚开埠建市不久，外来人口多，计划供应的粮食远远不够，集上的议价粮就有了极大的需求，就真的溢了价，产生了利差，为贩粮提供了市场。  

　　贩粮全靠人力，爷爷和父亲，以及后期叔叔加入后，均是每人拉一车，载货一般六七百斤。从家到平舞路口，还有十余里地，上了平舞路，还有一百余里，加在一起，约有一百二十余里。“平舞路”是平顶山连接老家舞阳县的一条省道，当时也是从老家去平顶山的唯一一条公路。当时，平舞路也是我们家的“财路”。一路上，主要是岗地坡路，陡坡虽不多，可一人拉上已载货六七百斤的车，并限定在天亮前赶到，并不轻松。我算了一下，按晚上八点后从家里出发，第二天早上六点前赶到集市，时间是约十小时。一百二十多里的路程，在十个小时内拉车走完，中间就是不停歇，时速也在每小时六公里以上，比一般的空手徒步速度都快。我无法想象他们拉车时的速度，可能是一路在拉着车跑。

　　今年暑假，在我回老家休假时，带着对贩粮“传说”的向往，我特意开车拉着父亲，和他一起又重走了一遍平舞路。在路上，我特意将车子开得很慢，想让父亲这位亲历者，给我当一次导游，好让我现场感受一下他和爷爷当年的艰辛。父亲说，现在的平舞路好走多了，他们贩粮那会儿，路既窄又不平，上坡下坡全是小跑。下坡跑是惯性，上坡跑是借助提前跑的惯性，一鼓作气冲上去。否则，在上坡时一停下来，一个人就拉不上去了。互不抽车帮忙，全因坡太长，如将其他车子停至坡下，合力将一辆车拉上坡后，再回来拉第二辆，费时不说，停在坡下的车和粮都有丢失或被查缴的危险。所以，他们都不会让粮食离开视线一会儿，费着时间去冒险。

　　就这样，在改革开放之前，为了家里的生计，爷爷和他的几个儿女，不知将平舞路走了多少趟，在路上撒了多少汗！

　　改革开放之后，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将土地承包给了个人。自小“讹坷垃头儿”近一辈子的爷爷，是对土地怀有特殊感情的。分到家里的责任田，他比谁都上心，没黑没夜的在地里劳作着，将庄稼打理得比别人家的都好。爷爷说过，他几天不干活，就会浑身不舒坦。

　　再之后，叔叔，以及多年之后的我们兄弟几个，都先后在城里参加了工作，也在城里安了家。我们都想接爷爷来城里生活，可是每次，他来城里住不上几天，就会吵着回去，回去看护他的庄稼，和在老家的我的父母同住，让他们养活。在爷爷的心里，老家才是他的家。

　　我作为兄弟中的老大，打记事起，家里就有了二弟。父母要照顾二弟，就让我和爷爷一起睡。所以，我更是爷爷看着长的，对爷爷有更深的感情。可能，爷爷是对当干部时没能照顾好家庭的弥补，对我们孙子辈的兄弟几个是最亲的。在我们小时候，爷爷有什么好吃的，总会想着我们，给我们留着。我们的学费，虽有父亲全管；吃饭，由母亲全包，可爷爷还是会在过年节或是赶会时，给我们些零花钱。

　　到了参军年龄，二弟和我一样，都是爷爷催着父亲和叔叔，甚至亲自找门子托关系，让我和二弟相继走入了军营。退伍后，爷爷比我们都急，不停地催着家里人给我们想办法，好让我们找个好工作，早点上班。等我们都了上班，成了家，爷爷却老了。患上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的爷爷，仍在老家守望着！我知道，他是在盼望着在外工作的我们的“好”，盼望着我们都能将工作搞好，取得成绩。我们孙子辈的“好”，是他晚年最大的期盼，也是最大的幸福，几乎是他精神的全部！

　　就这样，自曾祖母也过世后，爷爷就一直在老家守望着。对他的惦念，是在城里工作的我们多年幸福的牵挂。他突然辞世，不光在我回去参加他的葬礼时不愿相信和接受，就连现在，我也不愿相信爷爷真的去世了，真的离开了我们。他的身影，他的音容，在我心里一点没有模糊，仿佛还在老家的院子里看着我们，守护着我们！

　　不愿意相信不等于事实，这五年来，他只能活在我心里。可我，更愿意回到梦里，因为只有在梦里，我还能见到爷爷，还能和他在一起，听他说，看他笑……

　 “爷，我想你！”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