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读了卢隐的一篇小说《灵魂，可以卖吗》，小说讲述了一个简单却发人深省的故事：女主人公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女孩子，因迫于生计放弃高中学业，到一家纺织厂做工。每天早晨天微亮就走进嘈杂的车间，晚上拖着机械的身体回家。她对这份工作由最初的讨厌变为习惯，直至麻木地只剩下双手机械地运动。然而，一次偶然的出游唤醒了她的灵魂，她走在明亮的春光里，眼见着自由游弋的水鸭和肆意开放的鲜花，恰此时，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欢快地唱着歌从她面前走过，她仿佛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，也是如此自由，如此畅快，如此艳丽，但是现在呢？机械单调的劳动早已把灵魂剥离，自己只剩下一副躯壳，很少流泪的她被一个追问扎伤了心，她不停地追问：灵魂，可以卖吗？

　　由此故事不由地想起富士康发生的“连级跳”事件，尽管事件不再是新闻，人们也用“不行了，我也跳一个”这样的语句自嘲面临的工作压力，但富士康的流水线已从沿海延伸到内地，公司门口一张张年轻热烈的面孔上写满了期待。连续七、八个小时坐着不动，一堆堆从上线流下的零件把人淹没，直至把人也变成机器的一部分，像卓别林在《摩登时代》中，把所有小型圆状的东西都当做机器零件，上去就是一钳子。从20世纪初，卢隐控诉资本家对劳工的无情剥削到当今社会物质对人的侵蚀，我们一直面对着这样的质问：灵魂，可以卖吗？如果灵魂被掏空，人被逼仄到无处可逃的境地时，用身体与大地的碰撞控诉自由的缺失，这样的方式是个体对抗体制失败后最决绝的抗争，消逝的生命能够唤醒我们沉睡的心和行将麻木的灵魂吗？但愿吧，但愿我们每一分钟的劳动都是对灵魂的尊重，而非亵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