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笔者学识浅薄，功力不逮，不敢妄自评价。只是平时对此颇感兴趣，读了几本小书，便尝试结合自身在法院工作的一段经历，斗胆将两者连接起来，不当之处，敬请各位不吝批评指正。

    目前较为公认的中国文化起源为《易经》，其后儒释道三教并行，其中儒家文化被视为正统、主流文化，道家文化相对成为隐学，而佛文化则为外来文化，且已经明显中国化。从共同文化心理和普遍价值观来分析，笔者不揣冒昧，将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涵高度概括、高度抽象后试用三个字进行表达，即变、玄、和，并以此为研究起点，来观照传统文化在当前法律诉讼中的投影。

    人所共知，当文化沿袭得足够久、渗透得足够深了，就成为一个民族的无形的信仰、行动的指引，就成为一种融化在骨血之内的本能或冲动，是无所不在、隐形匿迹而又无所不能的。法律诉讼，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活动，势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。

    一、无所不在的变通思想和竭尽全力的促变求成

    被称为“六经之首”的《易经》，通篇阐述了一个“变易”的道理，万事万物都在不停变化之中，天地、生物、人事随时生变。“变”作为一种世界观，已成为国人的勤劳之本和智慧之源。国人的生活理念中，万事讲求一个“变”字，如：变则通、通则久，军事谋略中有36计，古典小说中的孙悟空有72变，人们信仰的太极文化中有渐变的阴阳鱼图案。人们熟知的中华传统故事、成语、谚语中也俯拾皆是，像“塞翁失马、焉知非福”、“沧海桑田”、“物极必反”、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等等。承认变化的存在，并且相信一个因素的改变必将引起相关事项的变化，所以国人能够面对现实，永远都不丧失信心和希望，努力进取，自强不息，期待发生变化，相信事情会朝着理想的方向转化。

    中国的文化中，变通无处不在。如《左传.隐公元年》中的“掘黄泉以相见”的故事等，都隐含着人们对变通之术的赞美，对变通之人的钦佩。变通，已经成为一种中国智慧。

    在法律诉讼中，一旦败诉，便竭力求变。虽然事实、法律已定，但国人仍坚定相信变化的可能，相信其他能够促成变化的力量。于是，便会用尽各种外力使结果朝向有利于己的方向转化，诸如，上访，找大官儿；网上散播，求人说情；最不济也要缠诉闹访一番，打横幅，喊喇叭，贴小字报，或最等而下之撒泼叫喊、以死威胁等等。这些行为都是骨子里对“变”字的信仰，是国人固有的一种思维，一种理念。

    能够改变已不可能变化的既定结果的人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能人，有本事，被人佩服，受人仰慕。

    二、玄而又玄的神秘主义与无端联想的直觉思维

    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， 老子《道德经》讲究一个“玄”字。大家耳熟能详的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，“是谓惚恍。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”，“古之善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”等出自此书，这些表达和思想业已成为国人“尚玄”、“思妙”的一种无形之源。中医、茶道、国画、诗词，崇尚朦胧美和神秘感，追求一个“不说破”的境界。有如“点到为止”、“心照不宣”等词语，在国人心目中，也是一种为人处世的艺术，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与风度。显得幽深，善于留白，给别人一个想象空间，成了一种值得追求的品质。不说破，不证伪，凭感觉，求神会，这样的人被尊为“高人”。

    但在法律诉讼中，凡事要讲个明白、清楚，要当堂呈供，当庭对质，要高下分辨，熹微毕现。当事人习惯于在生活中讲究一个感觉，讲究一种模糊的感觉，故在法庭上常常不能清晰表达，很难明确提供证据。他们不适应这种“一点一滴都要分得很清”的对抗状态，希望法庭能够“基本分辨”，“大致查清”即可。对每一事实必须追根究底，提供证据，切实证明，感到难以适应。所以，常有当事人觉得自己有理却遭败诉的情形，他们对结果不好接受。

    另一方面，当事人却很容易相信源自己直觉的想象，模糊的猜测和玄妙的推理。诸如，法官让谁多说了一句话，自然是他们之间有关系；法官对对方的语气和缓，则说明里面一定有猫腻等等。甚至揣测臆想，越看越像，他不打算去去了解，去证明，通过事实去确定，而一味沉浸于一己之玄思妙想中。有的当事人在处于不利局势后，无端散布一些负面信息却没有任何负疚感。而其他听到的人，也往往不加分辨，不加思考，便选择了听之信之，甚或继续传播。

    三、贵和耻讼的自卑心里与恼羞成怒的冲动行为

    和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处世观念，含有中和、和谐、和平之意。“和”字几乎可成为描述国人生活追求最高理想状态的首席汉字，也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认同感最强的代表性汉字。中国人讲求“和”，在我们熟知的语词中几可信手拈来。“天地人和”，“人文和谐”，“邻里和睦”，“和气生财”，“和为贵”，“家和万事兴”等等，无不显示着国人对“和”的高度赞美与不懈追求。一个“和”字也成为每个人处理日常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。

    因此，国人们一贯求“和”厌“讼”，认为争斗是不道德的，有违理、礼，极不受人欢迎。人们常为了求一个“和”字，甘愿退让、妥协，认为“吃亏是福”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甚至“屈死不告状”。不是说告不起或告不赢，而是有一种从骨子里鄙视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观念。国人最欣赏的是“化干戈为玉帛”，将纠纷“消弭于无形之中”，最好是平日处理好各种关系，不生纷争。若果非有纠纷，也从内心深处愿意无声无息地把它化解掉。千百年来国人最满意的是终生不遇纷争，最向往的状态莫过于是“无讼”之世。因此，一旦与人“对簿公堂”，首先在当事人的心理上就有一种当然的羞耻感，内在的自责又往往转化为外在的“逞勇”、“争胜”，表现在当庭中的剑拔弩张，寸土必争，互不相让，甚至情绪过激，恶语相向。

    当然，求“和”的心理欲望也成为当事人愿意接受调解的一股有益的力量。虽然有些当事人表示坚决不调，但赌气者居多，这的确为一些案件的调解、和解、协调，提供了良好的前提。不过，也应切记，“和”字还有“中和”之义，国人讲究“持中”、“中庸”，故不可在调解中使一方过度退让，不可失了“中和”二字。

    这些基本文化心理已传承了数千年，浸淫在了国人的每一个细胞，充溢在于城乡故土的每一个角落，散落在每一方看不见的空气里。有意无意中，它们会或多或少地在讼争中显露出来。我们在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并给予理解，以至于合理运用。

    另附数言：变、玄、和的传统文化理念与西方文化精神中的许多内涵迥异其趣。如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（基石）中，希腊精神强调“对真理的渴望、明晰的头脑、敏锐的观察、深刻的判断”，希伯来精神则“追求公正、要求道德完善、信仰、对律法的服从”等，故在此文化中产生的西方法律思想与制度恰切感较强。反观当前，在以西方法律制度为框架而形成的现代诉讼中，国人必定会有许多不适，其对公平正义的心理认同感无疑要打上一个折扣。这就要求每一个司法工作者，尤其是我们法院的审判人员要重视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，要善于了解和发现我国的法治国情，为建设法治中国不懈探索，努力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