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同学对我说，前天，她办公室来了一位老太太，她连忙放下手头的工作，上前询问老太太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老太太说想要复印一份判决书。不巧的是，档案员那天正请着病假。老太太听后，焦急地说：“唉，真是我来得不是时候，这么着急的事，今天也没辙了”。同学在一旁也面露焦虑之色，却又无计可施，只好劝老太太明天再来。送走老太太后，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开玩笑说我同学对当事人还挺有同情心的，同学赶忙摇头，慌忙否认。事后，同学心里很不平静，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情心，难道有同情心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吗？她的叩问也击中了我内心的困惑。

    当前，法官承受着社会转型期矛盾复杂的繁重办案压力。有人说，法官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，判了总有一方不满意。有人说，法官头顶多重压力，谁也不敢得罪，如履薄冰，身心疲惫。有人说，法官一年判几百起案件，同情心已被磨没了。如此种种说法，似乎都暗示着一层意思：在日复一日、周而复始的劳作中，法官的同情心已近乎是一件奢侈品。

    “案多人少”的结案压力、绩效考核的排名压力、缠访闹访的信访压力、网络媒体的舆论压力都令法官直呼“伤不起”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为避免被当事人“挑刺”，为确保自身不惹麻缠上身，法官开始变得小心翼翼，谨小慎微，选择用科学、理性、规范的程序化语言回应当事人的焦虑、忧愁、愤怨。于是，同情性理解式的人文关怀黯然离席，法官与当事人的交流多了几分戒心，少了几分热度，恰如医生与患者之间，多了几重自我保护的程序化检查，少了几分悬壶济世的职业精神。一种本该是服务与被服务、关怀与被关怀的热情异化为狡黠式的明哲保身——冷静、客观但缺乏温度。这与司法为民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要求恐怕是背道而驰、南辕北辙。

    法官鸭梨山大是不争事实，追求程序正义亦是民心所向，但法官办案毕竟不是流水线作业，完成规定的技术操作就万事大吉。法官调处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看似处理的是可以裁判量化的矛盾纠纷，实则影响的是无法直观衡量的“民意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》中要求，法官要“牢固树立以人为本、司法为民的理念，强化群众观念，重视群众诉求，关注群众感受，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”主持公道是法官的神圣职责，惩恶扬善、弘扬正气也是法官的道义责任。孟子曰：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”。同情心是对他人的不幸遭遇或处境在情感上发生共鸣，是人类一种善良美好的道德感情。法官固然不能因为同情心影响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，但怀着同情心才能愿意坐下来、耐下心倾听当事人的诉求，才能不怕多加一次班、多跑一趟路、多打一个电话不厌其烦做好调解工作，才能带着“少让当事人等一天”的急迫心情想法设法尽快结案，才能不远千里到外地查寻被执行人财产线索而毫无怨言，才能面对思想偏执、情绪激动的上访人保持耐心释法的平静心态。

    我们常说，要想群众之所想，急群众之所急，但如若没有同情心作为情感交流与共鸣的根基，这些要求恐怕也只能是镜中花、水中月。纪伯伦曾说过：“一切的工作都是空虚的，除非是有了爱”，爱赋予劳动以生命力，能够让我们借助劳动、工作明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法官若时时怀着对法律星空的敬畏之心，对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，手中法槌敲响的正义之声才能清脆嘹亮、响彻寰宇。